2025.5.13《徐州日报·汉风周刊》155期

“五一”假期，拥有徐州汉代“三绝”汉墓、汉兵马俑、汉画像石的汉文化景区接待游客达22万人次，汉代文物馆藏丰富的徐州博物馆共接待观众近6万人次，徐州“国潮汉风”文旅品牌日益擦亮。

徐州汉代“三绝”之外，徐州汉玉也是徐州一张亮丽的名片。徐州博物馆“天工汉玉”展厅是全国目前唯一一个体系完备的汉代玉器专题陈列，曾入选全国百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

“增加汉玉为徐州汉代第四绝”，近日，徐州市两汉文化研究会汇集多位专家学者观点，建议将徐州“三绝”升到“四绝”，以期进一步打响徐州两汉文化品牌，擦亮徐州城市名片，促进徐州文旅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本期专题整理部分专家对徐州汉玉考古的论述，以飨读者。

中国文物学会

玉器研究委员会原副会长卢兆荫：

“其他诸侯王国玉器无法比拟”

西汉刘姓楚王前后共十二人。从考古调查、发掘的资料判断，这些楚王的陵墓多营建在徐州周围的小山丘上。这些陵墓都出土较多的玉器，分别代表了西汉前期、中期和后期楚王国玉器的风格，是研究汉代玉器的重要实物资料。

特别是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的发现和发掘，是汉代考古工作中值得庆贺的盛事。陵墓营建于文帝或景帝时期，应属西汉前期。陵墓中出土200余件玉器，其玉质之精良，雕琢工艺之精湛，在汉墓中都是首屈一指的。西汉前期的诸侯王墓已发掘得很少，所出玉器的数量也不多，这批玉器的出土，大大弥补了这个薄弱环节。

狮子山楚王墓玉器具有明显的西汉早期玉器的特征，处在从战国风格玉器向汉代风格玉器过渡的阶段。它们不仅是研究汉代楚王国玉器制造业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是研究汉代玉器以及中国古代玉器的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楚王国是西汉前期“连城数十”的大藩国。当时的大藩国往往是“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形成半割据的状态。所以在楚王国内，应该也有与中央朝廷类似的官营玉器手工业作坊，这些作坊专为楚王及其亲属琢制各种玉器。楚王国有自己的玉器手工业作坊，在考古发掘资料中也能得到证明，出土玉料的墓主可能是官营玉器手工业作坊的玉工或其亲属。

此外，从部分造型较特殊的玉器可以看出，楚王陵墓所出的一些玉器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这些玉器也可能是楚王国玉器作坊制作的。

徐州汉玉

例如狮子山楚王墓所出的浮雕20条龙纹的玉璜、援部与胡部之间有透雕附饰的玉戈，都为汉代同类玉器所未见。

北洞山楚王墓所出的两件韘形玉佩，一件雕琢龙、凤纹附饰，另一件运用透雕、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琢饰六只神态各异的螭虎。这两件韘形玉佩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造型和纹饰方面与常见的汉代韘形佩有较大的差别。

该墓所出的玉衣片形状也较特殊，多数作凸字形鳞甲状，与常见的玉衣片大不相同。从玉片穿孔可以看出其编联方式也和其他玉衣不一样。这套形制特殊的玉衣可能不是由西汉朝廷统一制作的，而是在楚王国内的玉器作坊制造的。玉衣片中少数还残存玉璧的纹饰，可以看出是用废弃的玉璧改制的。这说明楚王国制作玉衣的玉器作坊，同时还琢制玉璧等其他玉器，其规模是相当大的。

总之，西汉各楚王陵墓出土的玉器，数量多，品类齐全，在时代序列上从西汉早期至西汉晚期接连不断，同时还具有特殊的艺术风格，是汉代其他诸侯王国玉器所无法比拟的。

尤其是狮子山楚王墓所出的玉器，不仅数量很多，而且玉质优良，雕琢工艺精湛，有些玉器是过去未见或少见的珍品，是继广州南越王墓玉器之后，汉代玉器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这批玉器是最具典型性的西汉前期玉器，既有战国的风格，也有汉代的风格，是研究从战国玉器过渡到汉代玉器的珍贵资料，对探讨汉玉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徐州博物馆名誉馆长李银德：

“我国汉玉的最高艺术水平”

徐州历史悠久，古称彭城，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夏商时为彭国，春秋战国时为宋邑。秦设彭城县，秦汉之际楚怀王熊心、西楚霸王项羽先后定都彭城。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立异母弟刘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郡三十六县)，是汉初“跨州兼郡，连城数十”，与齐、吴齐名的三大同姓诸侯王国之一。东汉先后是楚国、彭城国的都城。东汉下邳国都于下邳，即今睢宁县古邳镇东北，是今徐州行政区域内的另一个汉代诸侯王国。

两汉400年的王国都城使徐州地下汉代文物遗存特别丰厚，考古调查发现大量楚王以降的陵墓分布在徐州市区周围的山上，而发掘出土的大量精美汉玉更是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徐州汉玉

徐州是我国汉代玉器目前出土数量最多的地区，徐州楚王墓中出土的玉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代表我国汉代玉器的最高水平。徐州汉代使用的玉材广泛，有玉玛瑙、琥珀、水晶、琉璃、绿松石、青金石、珍珠和方解石等等。

徐州出土汉玉总体上数量多、种类全、质地上佳、工艺精湛，从其最具特色的方面分析，完备的葬玉确非其他地区可以望其项背。徐州汉代葬玉组合包括玉衣、玉棺、玉面罩、玉枕、玉窍塞、玉握等。葬玉的使用贯穿两汉，每种葬玉的发展演变关系清楚，特别是西汉早期出土的大量丧葬玉器，对于我们了解汉代早期丧葬玉器的形成、组合和发展尤为重要。

徐州已出土了15件玉衣，不仅楚王或彭城王使用玉衣，刘和墓、刘习墓和刘宰墓都出土了玉衣。这些墓主并非列侯，仅是宗室，却使用了玉衣，表明西汉早期贵族或宗室即使没有列侯以上的爵位，有财力者也可以使用玉衣或玉套，并非如《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的那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刘习墓的丝缕玉套年代较南越王丝缕玉衣更早，是玉衣由局部向全身、由丝缕向金属缕过渡的物证。土山汉墓出土的银缕玉衣和拉犁山汉墓出土的鎏金铜缕玉衣，是迄今东汉较为完整的两件玉衣，是研究东汉玉衣的制作工艺和使用制度的重要实物。同样，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棺是玉棺镶贴玉板由外壁向内壁过渡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而玉面罩和玉枕出土的数量之多、形制之复杂远超其他各地出土之和。

徐州汉玉的意义不仅是材质、雕琢工艺代表了已出土汉代玉器的最高水平，在汉玉的分期断代、制度研究和丝绸之路的历史建设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综上简论，徐州发掘出土大量汉代楚国(彭城、下邳)的玉器，洁白温润如脂的材质、齐全的类别、丰富的造型和巧夺天工的雕琢工艺，代表了我国已出土汉玉的最高艺术水平，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诸侯王国出土的玉器。

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照建：

“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高峰”

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在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黄河流域的齐家文化以及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商代殷墟也出土了较多玉器，玉在古人心目中是美好的形象，具有宗教或礼仪方面的作用。

徐州汉代玉器出土数量最多，品种最全，质量最高，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两汉文化看徐州”，与众多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等汉代文物相比，最值得看的是汉代玉器，研究汉玉不能绕开的是徐州出土的汉代玉器。

西汉时期徐州是刘交封地，共有12代刘姓楚王，东汉时期有1代楚王、5代彭城王和4代下邳王，这些封王死后均葬于封地，已发现王（后）墓20余座，墓内随葬有大量精美高档的玉器。目前在徐州地区已发掘有玉器出土的汉代墓葬达到100余座。

按照玉器的社会功能、形制和用途，徐州汉代玉器可分为礼仪用玉、丧葬用玉、装饰用玉、生活用玉四大类，具有创新性、阶段性、融合性和典型性的文化特点。其中，多数玉器是在徐州汉墓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具有明确的时代和出土地点，能够为墓葬排序断代，以及传世汉玉真伪鉴定提供借鉴，对于汉代楚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西汉初期徐州地区玉器加工制作达到汉代顶峰，这与汉初楚国生产力高度发达密不可分。

Ｓ形玉龙　徐州博物馆藏

徐州汉玉整体质量高，代表西汉一代玉器制作的最高水平。与分封在徐州地区的诸侯方国一样，徐州汉玉也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高峰和衰落的过程，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点。

徐州汉玉体现承前启后的特点，其融合性表现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两个方面融合，一方面承袭周文化用玉的理念，另一方面吸纳楚鲁的制玉技术，上承春秋战国，下启三国魏晋南北朝，继续发扬周代玉器殓葬功用，出现大量新的生活用器，拓展和强调了玉器的实用性，加快世俗化的步伐，使得玉器从天使到人间，直接开启玉器实用性大潮。

就中国玉器发展的纵向而言，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人对玉器高度重视，形成新石器晚期、殷商盛世以及春秋战国三个玉文化发展高峰，汉代统一帝国的建立，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基础上，造就玉器发展最为辉煌的黄金时代，与全国各地汉墓出土玉器情况横向比较，徐州地区的汉代玉器无疑是全国最好，数量最多，种类最全，一些器物出现时代最早，领先于全国各地，一些玉器是孤品，迄今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发现第二件，有相同器物的则以徐州地区的质量最好，因此徐州地区汉代玉器是代表汉代最高水平，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又一座高峰。

徐州汉玉学术价值重大，种类繁多的玉器以考古发掘出土为主要来源，具有明确的时代和出土地点，能够为墓葬排序断代，以及传世汉玉真伪鉴定提供借鉴，对于汉代楚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徐州市两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夏凯晨：

“为城市贴上了亮丽的标签”

徐州汉玉的影响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70年代，徐州出土的玉器就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1969年，因挖防空洞，群众在土山发现一座汉墓，1970年，南京博物院对该墓进行了发掘，出土银缕玉衣、玉鸽等文物。

银缕玉衣的发现，引起考古学界的重视，这是我国最早发现并修复的第一件汉代玉衣。1973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赴日本举办《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为玉衣题诗一首：

“越王勾践破吴剑，专赖民工字错金。银缕玉衣今又是，千秋不朽匠人心。”

在诗后，郭老又满怀深情地加以解释说：

“中国出土文物展览，计出品二百三十六件。其中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及东汉银缕玉衣。剑铭‘自作’，实赖民工；衣被身躯，裁成匠手。创造历史者并非英雄帝王，乃是人民工匠。”

徐州汉玉初露端倪，便光芒闪耀。

在日后的考古发掘中，徐州市及周边各县又经常发现大量汉玉。截至20世纪90年代前，徐州博物馆收藏汉玉200余件。1990年在纪念徐州博物馆建馆30周年的论文集中，收录了李银德、钱国光的《试论两汉时期彭城的治玉业》一文，对徐州的汉玉做了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研究。提出：徐州出土的玉器数量众多，雕琢精湛，丰富多彩，器类齐全，在汉代徐州已经有了发达的治玉业。

真正引起世人瞩目的是1995年狮子山楚王墓的发掘，墓内出土的200多件汉玉精彩夺目，让人叹为观止，震惊了学界，感动了世人。一件件晶莹剔透、温润如脂的汉玉让人爱不释手。如果不是考古发掘所得，人们会认为是新做的玉器。

据专家研究，出土的汉玉年代在西汉的早期，玉料多为和田白玉，这批汉玉是中国最高等级的汉代玉器。随着近年大规模城市建设的推进，新的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徐州汉玉的内涵，填补了中国汉玉的空白。

2018年10月，我市举办了“2018中国·徐州汉代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集聚了近百名汉玉研究的专家学者。研究的内容广泛而又深入，可谓汉玉研究的一次盛会。我市研究人员提供了多篇论文。这次研讨会进一步提升了徐州汉玉的价值，扩大了徐州汉玉的影响。人们从新的视角、新的高度重新审视徐州的汉玉文化。

难能可贵的是，徐州专家的论述言之有物，论述精辟，为学界提供了最有质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个研究汉玉的群体。由徐州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编著的徐州汉玉专著《龙飞凤舞》（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由李银德先生撰写的《天工汉玉——徐州出土汉代玉器简论》对徐州汉玉做了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徐州汉玉成为一绝，最突出的亮点是徐州博物馆开辟的“天工汉玉”独立展厅。徐州博物馆新馆建成之初，展览是通史展览还是特色文物展览，存在两种意见，最后敲定以特色文物展览为主调，开辟“徐淮初曦、汉室遗珍、俑偶华彩、史河流韵、天工汉玉”五个展厅。“天工汉玉”安排在二楼的正中展厅，以突出汉玉的重要位置。徐州汉玉经常借调到海内外展出，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徐州汉玉还催生了玉器的产业化，带动了一方经济发展。在邳州有一处全国知名的玉器制作交流市场，户部山周边几处古玩市场也都以交流玉石器为主。治玉、玩玉、赏玉成为徐州人民精神生活的时尚，有数万人从事玉文化产业，玉器产业化培养了一批工艺大师、玉雕能人。这些都根源于徐州汉玉的出现。

徐州汉玉是徐州这座城市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人们常说，一首歌可以唱响一座城市，一段故事可以使一个地方扬名，徐州汉玉为城市贴上了亮丽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