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徐州汉代玉器出土数量多，按照玉器的社会功能、形制和用途，可分为礼仪用玉、丧葬用玉、装饰用玉、生活用玉等四大类，具有创新性、阶段性、融合性和典型性的文化特点。多数玉器是徐州汉墓中考古发掘出土，具有明确的时代和出土地点，能够为墓葬排序断代，以及传世汉玉真伪鉴定提供借鉴，对于汉代楚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西汉初期徐州地区玉器加工制作达到汉代顶峰，原因与汉初楚国生产力高度发达密不可分。

关键词：徐州 汉玉 文化 兴衰

徐州汉代玉器出土数量最多，品种最全，质量最高，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两汉文化看徐州”，与众多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等汉代文物相比，最值得看的是汉代玉器，研究汉玉不能绕开的是徐州出土的汉代玉器。

然而，当前关于徐州汉玉的研究工作一直未能有效开展，相关资料仅在墓葬发掘报告中有所涉及，也有一些学者对个别玉器研究较为深入，诸如玉棺、玉衣、玉面罩等单体玉器，但是长期以来，缺乏对徐州地区汉玉的深入系统研究，迄今为止尚未出版徐州汉玉的图录，研究文章仅仅寥寥几篇，与徐州汉玉丰厚的资源相比，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惋惜的现状。本文利用目前能够参阅的资料，对徐州汉玉进行初步研究，首先按照玉器的形制和用途，将徐州汉玉整体上可划分为礼仪用玉、丧葬用玉、装饰用玉、生活用玉等四大类，在此基础上，剖析了徐州汉玉时代特点和地域风格，指出徐州汉玉具有创新性、阶段性、融合性和典型性等四个方面的文化特点，能够为墓葬排序断代，以及传世汉玉真伪鉴定提供借鉴，在考古学上具有“证史”和“证伪”等两个方面的学术价值，最后结合两汉楚国彭城国（下邳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情况，对汉代徐州地区玉器制作业兴衰原因进行初步探讨。

一、徐州汉玉的形制种类

西汉时期徐州是刘交封地，共有12代刘姓楚王，东汉时期有1代楚王、5代彭城王和4代下邳王，这些封王死后均葬于封地，已发现王（后）墓20余座，墓内随葬有大量精美高档的玉器。列侯以及与列侯等级相当的墓葬及其刘氏宗室墓发现较多，也有大量玉器出土，至今已发掘明确为列侯墓葬有宛朐侯刘埶墓[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朐候刘艺墓》，《文物》1997年第2期。]，相当于列侯级别的有小龟山汉墓[ 南京博物院：《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文物》1973年第4期。]、土山寺汉墓[ 资料存徐州博物馆，墓内出土“公主之玺”印章，表明墓主身份为楚王之公主。]等2座，刘氏宗室墓9座，除北洞山刘敞墓外，其余都出土了数量不菲的玉器，1992年发掘韩山刘女宰墓出土玉器33件[徐州博物馆：《徐州韩山西汉墓》，《文物》1997年第2期。]，火山刘和墓还发现完整银缕玉衣[徐州博物馆：《徐州火山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32—133页。]。在徐州地区已发掘的千余座汉墓中，有玉器出土的墓葬达到100余座。

徐州地区出土汉代玉器种类繁多，引起学界普遍关注，多位学者对分类问题研究着力颇多，其中田芝梅先生的分类方法尤为可行，按照玉器的实际用途，不受形制和质地的限制，将汉玉分为四大类，分别是礼仪用玉、殓葬用玉、装饰用玉和生活用玉[田芝梅：《徐州出土汉墓玉器的分类》，《东南文化》2008年第1期。]，学者多沿袭如此分类方法[陆建芳主编、李银德著：《中国玉器通史·秦汉卷》，海天出版社，2014年，第11页。]，后来也为博物馆二期提升改造工程的“天工汉玉”的陈列设计方案所采用，在展示玉器时将汉玉分为四个单元，只是在顺序上有所调整，从开始到结束依次为礼仪用玉、装饰用玉、殓葬用玉和生活用玉，今天我们看到的徐州博物馆玉器展厅依然采用的这种陈展形式，说明这个四分法已被广泛认可。

徐州地区四大类汉玉中，礼仪用玉数量较少，主要有玉璧、玉圭、玉璜，而且其中相当部分的玉璧或玉璜可能是镶嵌在玉棺上脱落的。从礼仪用玉出土位置来看，主要是用来殓葬，已失去礼仪意义。装饰用玉有单体佩和组玉佩，单体佩中龙的造型较多，有“S”形玉龙、“风” 字形玉龙，其它形制有韘形佩、玉铺首等。组玉佩则有大小不等、数量不一的小形玉件组成，主要有玉璜、玉珩、玉觽、玉舞人、玉管和玉珠子等串联而成，骆驼山段翘墓出土完整的组玉佩，计有透雕玉环1、玉舞人5、玉珩2、玉凤1、玉觽2等11件玉器组成[ 徐州博物馆：《古彭遗珍——徐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精选》，国家图书出版社，2011年，第176页。]，但多数墓葬均被盗掘和破坏，组合情况不清晰，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复原研究工作。殓葬用玉是徐州汉玉中的大宗，楚王有用于收殓和组装尸体的玉棺和玉衣、还有玉面罩、玉枕、玉握以及塞堵玉九窍的鼻塞、耳塞、口含、肛塞、阴塞等九窍塞。生活用玉有玉耳杯、深腹杯、玉卮等玉酒具系列，玉剑首、玉剑格、玉璏、玉珌等玉剑具系列，玉印章有龟钮、台钮等钮式多样，字体有鸟虫篆、隶书，文房用品有用于收纳毛笔的双连玉笔套，服饰用玉有玉带钩，以及与带钩配套使用的玉环，在居室摆在席子四角的熊或豹形的大型玉镇。过去学者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将剑具、玉环划入装饰用玉，不太符合实际，现在也列入生活用玉。

另外，还有类玉的其它器物，如琉璃、水晶、琥珀、碳晶石等，虽然材质不同，大概也能归入以上四类，如龟山汉墓出土的水晶带钩属于生活用玉，东洞山二号墓出土的琥珀吊坠属于组玉佩的构件。另外，从埋藏的空间而言，各种形制不同的玉器，都出土于徐州地区的汉墓中，没有发现窖藏或祭祀玉器，“玉葬于墓”是徐州汉玉的显著地域特色。

二、徐州汉玉的文化特点

徐州地区出土汉玉数量众多，引起国外学者广泛关注，但是对于玉器时代风格和文化特点则少有论及，为从总体上把握徐州地区汉代玉器的文化面貌，笔者结合汉代楚国历史，拟对徐州汉玉的文化特点作初步探讨。

（一）创新性

春秋战国以来，在诸雄争霸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以刘邦为首的丰沛集团，推翻短暂统一的秦帝国，登上历史舞台，建立大汉王朝，在“汉承秦制”的大框架下，采纳陆贾建议，改变治理策略，任用叔孙通创建一系列新的礼仪典章制度，开辟一个崭新的时代。刘交是刘邦同父异母之弟，曾与刘邦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为汉家天下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是汉王朝的缔造者之一，“交与卢绾常侍上，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 （东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62年，第1921页。]刘交与刘邦关系密切，在治理楚国过程中深受其影响。公元前201年刘交被封为楚王，作为楚国始封之君，具有开国风范，他充分利用刘邦故乡便利条件，大力发展经济，在其治理的23年间，楚国社会生产恢复，经济发展繁荣，一度成为东方大国，开创楚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最能体现刘交创新精神的是墓葬形制的变革，西汉横穴岩洞墓首次在徐州地区出现，且形制无一雷同，成为有汉一代诸侯王墓的典范。同样，作为沟通人神的玉器，具有等级身份的象征，凝聚政治文化信仰的密码，规范社会有序运行的载体，在大汉王朝的统治者主导之下，开始了伟大的变革，就徐州考古出土汉玉而言，汉初徐州地区的玉器创新性体现在新领域、新器型、新工艺三个方面。目前所有帝陵均未发掘，皇室用玉情况尚不得而知，但是西汉楚国是汉代重要诸侯方国，加之与刘邦关系密切，其用玉理念体现的实质就是大汉王朝的文化风尚。

汉初玉器实用步伐加快，使用领域迅速拓展，从原来的礼仪用玉和装饰用玉向殓葬和实用两个方面拓展，主要表现在殓葬玉器和生活用玉使用范围扩大，尤其是生活用玉向饮食、文房、室内装饰等实用器皿延伸，相继在不同生活领域出现一批新的器形。过去实用玉器主要用于装饰生活领域，常见有玉带钩、玉环和玉剑具系列，汉初在饮食领域新出现高足杯、耳杯、玉卮等玉质酒器系列，文房四宝方面出现用来携带毛笔的双联玉笔套，由于以前从未发现，学者一度不知是何功用[陆建芳主编、李银德著：《中国玉器通史·秦汉卷》，海天出版社，2014年，第160页；李银德：《天工汉玉——徐州出土汉玉简论》，北京艺术博物馆、徐州博物馆：《龙飞凤舞——徐州汉代楚王墓出土玉器》，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6年，第121页。]，在分类时不知如何归类，其实是“好书多才艺”楚王，在竹制笔套的基础上创新，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双连玉笔套，又为汉代文房四宝家族增加一个新品种。家居生活上则出现以豹和熊作为题材的大型玉镇，如此体量的圆雕艺术品，反映汉代社会昂扬进取的精神面貌。这都是汉代用玉的创新在生活方面的体现，开启衣食起居全面用玉的新时代。其次，适应楚王“事死如生”需求，玉器在殓葬领域得到空前繁荣和扩大，出现一批新的器型，新出现玉棺、玉衣、玉枕等系列殓葬玉器。以玉殓葬历史悠久，发展到汉代，以玉殓葬的内涵丰富，随葬器物器型增加，出现竖式S龙等新的殓葬玉器，新器型层出不穷，并形成复杂的组合，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被称为“鸿篇巨制”的玉棺、玉衣出现，中国玉器的发展迎来了又一个高峰。玉棺和玉衣同时出土于狮子山楚王墓，目前狮子山楚王墓墓主尚未有定论，先后有三代[韦正、李虎仁、邹厚本：《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王云度：《狮子山汉墓墓主刘戊说释疑》，《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五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49页；葛明宇：《狮子山楚王墓墓葬年代与墓主初考》，《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第240—249页；王云度：《试析判王刘戊何以能安葬狮子山楚王陵墓》，《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第204—215页；赵平安：《对狮子山楚王陵所出印章封泥的再认识》，《文物》1999年第1期；郑刚、李春雷：《楚天汉韵——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掘纪实》，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第202—209页；宋治民：《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两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1期；韦正：《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墓墓主的再认识》，《考古》2002年第9期；王恺、葛明宇：《徐州狮子山楚王陵》，三联书店，2005年，第138—140页；李春雷、李红：《徐州狮子山汉墓墓主及相关问题研究》，《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葛明宇：《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考古研究》，河北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305页。]、二代[近年来先后有刘尊志、耿建军、刘照建、张浩林、刘瑞、孟强、梁勇、冉如波、陈海霞等学者撰文认为狮子山墓主为刘郢（客），但是在“一代说”提出后，其中除梁勇先生修正观点外，其他多未发表意见。唯有最近李银德先生根据近年来在狮子山北侧发现的羊鬼山王后墓、城西卧牛山发现的楚王和王后墓的新资料，通过对陶器的类型学研究、人骨鉴定和历史文献分析，考证狮子山楚王墓的墓主当为第二代楚王刘郢客。见李银德2018年10月22日在第二届中国考古大会发言《论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墓主为楚夷王刘郢客》，《第二届中国考古大会秦汉专委会“文化交流与融合视域下的秦汉考古”会议纪要》，《中国考古网》2018年11月15日。]、一代之说[刘照建：《徐州西汉前期楚王墓的序列、墓主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报》2013年第2期。]，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来看，一代可能性较大，即使是二代或三代，其时代也早于全国其他地方发现玉棺和玉衣的诸侯王墓，因此狮子山出土殓葬玉器中玉衣和玉棺，无疑是全国率先使用，开创使用玉衣和玉棺殓葬之先河，并成为有汉一代典型的殓葬制度，具有重要创新意义。同样玉枕最早出现的地区也是徐州，已发现玉枕形制多样，有长方形盒形镶玉玉枕、铜座镶玉木枕、板凳形兽头玉枕[ 赵赟：《试论汉代玉枕》，《文物世界》2009年第6期。]，多数制作精美，有的上面还镶贴金箔，从诸侯王墓到宗室墓都有随葬，很少单独出现，一般与其它玉器共同组成玉殓葬组合。玉面罩和玉头套在徐州地区流行于西汉初期，大致与玉衣玉棺同时出现，考虑三者制作工艺难度相当，使用者身份高低不同，三者之间没有前后发展演变之关系，使用原因是汉代贵族对诸侯王或者皇帝用玉的追随和模仿，这是汉代楚国在西周出现的面罩基础上的复兴，但是其制作和殓葬方式与西周已经有很大不同，是汉代徐州玉工根据时代需要在前朝基础上的一次再创造。玉蝉在徐州大中小型汉墓都有出现，材质多样，制作精良，在徐州曾经流行一时，有学者认为徐州地区在东汉早期以前都是蝉形口晗分布的重要中心之一，汉代的蝉形口晗可能首先从徐州地区兴起，并很快扩展到西安地区，当然商周时期已经使用蝉形口含物，真正的蝉形口晗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周秦之地，西汉早期的蝉形口晗似乎并非直接承袭先秦传统，而是对传统的再发现和新创制[王煜、谢亦琛：《汉代蝉形口晗研究》，《考古学报》2017年第1期。]。这一点与徐州地区的玉面罩出现相似。从体量巨大的玉棺玉衣到形制狭小的玉蝉，就目前考古发现而言，都是汉代徐州地区首先出现，徐州出土玉器充分体现了汉代徐州人的创新精神。事实上，无论装饰用玉还是殓葬玉器都具有实用性，装饰用玉用于实际生活中的佩戴，殓葬玉器则用于死后之生活，汉代玉器的实用性特征明显，商周以来笼罩于玉的庄严凝重意味降低，玉器的神性和礼性正逐渐被丧葬的实用性和生活的多样性而代替。

至于加工工艺技术创新，主要体现是工具革新和新工艺的运用。汉代琢玉工具在形式上与前朝变化不大，主要有开料的直锯和砣锯，以及雕琢器型纹饰的砣、管钻、桯钻，但是汉代钢铁冶炼技术进步，徐州地区当时块炼渗钢、炒钢等钢铁制品普遍存在，淬火、冷加工等多种热处理工艺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当时工匠对钢铁性能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 杨泓：《徐州楚王陵墓出土兵器初论》，中国国家博物馆、徐州博物馆：《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1页。]，有利于推动制玉工具革新，加工工艺获得空前发展，汉八刀和游丝毛雕等新型雕刻工艺出现，尤其薄壁深孔的掏膛技术，在现代机械加工领域都一直是难题，何况玉的硬度高且脆，加工难度可想而知，但是这在徐州汉代玉工那儿都已经解决，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长度为26.2厘米的双连玉笔套就是最好例证。

创新是一个王朝初期的显著特征，徐州地区地处黄河中下游，秦汉时期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十分发达，许多新事物都是首先从这里开始，然后影响到全国各地，诸如汉代玉枕、玉棺等皆是从徐州兴起，然后向全国传播的[刘照建：《徐州地区大型崖洞墓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04第5期。]。因此，创新性无疑是徐州汉玉鲜明的文化特点。

（二）阶段性

徐州汉玉数量众多，整体质量高，代表西汉一代玉器制作最高水平，但是并非整个汉代都是徐州汉玉发展的高峰，而是在汉初发展水平最高，与分封在徐州地区的诸侯方国的发展一样，经历一个产生、发展、高峰和衰落的过程，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点。西汉初年，楚国初立，《汉书·楚元王传》载：“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当时楚国占据天下膏腴之地，经济发达，国力雄厚，刘交作为首位楚王，是楚国的开创和奠基者，西汉楚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取得全面发展，这一时期成为徐州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汉代徐州地区玉器制作业发展也随之进入黄金时期。这个阶段发现的狮子山和北洞山等楚王大墓，墓葬规模庞大，形制复杂，随葬器物众多，狮子山一座王墓出土玉器200件，各种门类玉器一应俱全，主要有玉棺、玉衣、玉枕、玉璧、玉璜、玉龙等，单是玉璜数量达90余件。另外一些中型墓葬也发现玉器数目较多，档次较高，诸如徐州韩山的刘宰墓、后楼山墓群、天齐刘犯墓，即使是名不见经传的刘和墓，也出土了精美的银缕玉衣，1992年在韩山顶部刘宰墓出土玉器33件，在徐州地区发现的千余座汉墓中，出土玉器达到100余座，墓葬时代几乎都是西汉早期，充分体现汉初玉器发展的盛况。但是第三代楚王刘戊在位期间，与朝廷关系甚恶，景帝准备削去楚国的东海、薛郡，刘戊与吴王刘濞串通谋反，当削书到时，吴楚又联合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等七国举兵反叛，这就是“七国之乱”，后兵败自杀，楚国被削东海薛郡，仅余彭城1郡，国力大不如前。从第四代楚王开始，上至诸侯王下至一般贵族，葬玉现象明显减少，西汉中期以后的大中型墓葬发掘很多，从楚王（后）墓层面来看，龟山汉墓墓主为第六代楚王刘注夫妻合葬墓，墓葬虽然被盗，但是明确没有使用殓葬玉衣，遑论玉棺；东洞山汉墓为一王二后的合葬墓，其中保存完好的东洞山 M2[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文物》1984年第11期，第22——40页。]，没有使用玉衣，墓内其它玉器数量不多；卧牛山M2墓主可能是第五代楚王刘道，出土玉片形制如指甲大小，显然不是玉衣片[耿建军、刘超：《徐州市泉山区西卧牛山汉墓发掘》，《江苏考古（2010~2011）》,南京出版社，2013年，第90-91页。 ]。同期还有一些侯级墓葬，墓主为楚王姊妹的丙长翁主墓[南京博物院：《铜山县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文物》1973年第4期。]、出土“君侯之印”的蟠桃山刘颀墓等[徐州博物馆：《徐州东郊陶楼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级别较高且未被盗掘，但是均未发现玉片，未使用玉衣、玉面罩、玉头套等殓葬玉器。这说明在“七国之乱”之后，西汉楚国玉殓葬制度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只是史书没有记载。进入东汉，徐州境内有彭城王和下邳王两个诸侯王国，彭城共封一代楚王和五代彭城王，东汉下邳国共封四代诸侯王，与其他封王一样，没有更多的特权。况且东汉时期用玉制度已经形成规范严格定制，《后汉书·礼仪志（下）》曰：“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增印玺，玉柙；大贵人、长公主，铜缕。”[（宋）范晔：《后汉书·礼仪志（下）》，中华书局，1965年，第3152页。]发现于徐州的土山二号汉墓，可能是某代彭城王之王后墓，未被盗掘，确实出土了银缕玉衣；在距离下邳国都城10公里的睢宁姚集发现刘楼一号墓，墓内也有140余片玉衣片出土，当时学者尚不明何物，定名为玉牌子，其实也是质地为铜缕的玉衣，说明东汉诸侯王都遵循统一礼制，没有逾越现象，因此徐州汉玉发展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点，一度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的是西汉初期，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54年之前。

（三）融合性

徐州地区汉玉具有融合性特点，融合性体现在继承和发展两个方面。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在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黄河流域的齐家文化以及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遗址中，都发现大量精美的玉器，商代殷墟也出土了较多玉器，玉在古人心目中是美好的形象，具有宗教或礼仪方面作用。进入东周，开始提出玉德的理念，逐步系统化用玉理念，先后有管子指出玉有九德，孔子认为玉有十一德，荀子也提出玉有七德，在诸子学说影响之下，玉文化获得空前发展，“君子比德与玉”、“无故玉不去身”的理念深入人心。汉代楚国的第一代楚王刘交，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东周时代，年轻时即曾与鲁人穆生、白生、申公一起到荀子门徒浮丘伯门下学习《诗经》，文化底蕴深厚，“好书，多才艺”，[ （东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62年，第1921页。]受封楚国后，刘交延请这几位鲁人同窗参与楚国政事，“元王即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 政事之余，共同研习学问，申公写出研究《诗经》的著作，世称《鲁诗》，刘交刻苦钻研《诗经》，其研究《诗经》成果的专著，后人名之为《元王诗》，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东周以来形成的玉文化无疑对刘交也影响很大。目前徐州地区发现的玉器，其形制纹饰与春秋战国玉器相似度高，在丧葬领域的使用玉器就是前朝的翻版，诸如玉面罩、口晗等，尤其以玉衣为中心的玉殓葬形成，都是植根于周文化深厚的土壤。

徐州地处黄淮平原，这一带为南北文化交流之走廊，自古以来多种文化在徐州汇集碰撞，玉器制作发展也不例外。早在新石器时代，位于徐州东100公里的花厅遗址，发现大量的良渚文化的遗存[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表明徐淮一带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春秋末年，楚惠王时期“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楚世家》（卷四十），中华书局，1959年，第1719页。]楚国势力已达到泗水以北。战国时期，《淮南子·兵略训》载“昔楚人之地，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说明楚人势力东北境已达到山东南部，徐州即在楚境范围内。周简王十三年，楚郑联合伐宋，夺取宋之彭城，周宣王甚至曾封楚将为彭城君。战国后期由于受到西部强秦的打击，楚人的中心东移到江淮地区，一度将寿春作为（今安徽寿县）作为都城，这样徐州地区更是深受楚文化的影响，以至汉代初期徐沛一带人们的文化活动也都留下楚文化的烙印，长期生活在沛郡的刘邦，在其回乡酒宴上，吟唱广为流传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兮”字反复出现，这是楚辞的典型表现形式，由此可见楚文化影响之深远。其次徐州地理位置处于黄淮平原苏北，历史上曾作为宋国首都，距离鲁国都城曲阜仅百余公里，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到过徐州吕梁洪，观看川流不息的洪水，留下“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迄今吕梁尚留有孔子的“观洪亭”，说明徐州地区当时文化交流频繁，无论楚文化还是鲁文化都在徐州地区留下烙印，正是在这种开放的文化环境中，徐州地区的玉工吸收融合当时先进工艺技术，加工制作一大批高水平玉器。考察徐州汉玉特点，从器形到工艺都明显继承了楚地玉器的风格特色，在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陈列大量楚国玉器与徐州地区出土汉玉的器型相近，这是徐州地区汉玉的源头，具体而言，更接近安徽长丰战国晚期墓葬中出土的双龙玉佩、双龙玉璜等同类玉器[安徽省省文物工作队：《安徽长丰杨公发掘九座战国墓》，《考古学集刊》第2集，1982年。 ]，其造型和制作风格几乎相同，体现明显的前后承接关系。同时，与曲阜鲁故城战国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同类器物在构图和造型也有明确的继承关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由此可见，徐州地区西汉楚国玉器，不是由一种文化影响而形成，韦正等学者在讨论狮子山楚王墓的玉器来源时认为：应是主要集中了战国楚、鲁两地的玉工所组成的玉器作坊制作的[韦正、李虎仁、邹厚本：《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因此我们认为徐州汉玉深受南方和北方文化影响，是不同地域文化融合的结果。

徐州汉玉体现承前启后的特点，融合性表现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两个方面融合，一方面承袭周文化用玉的理念，另一方面吸纳楚鲁的制玉技术，上承春秋战国，下启三国魏晋南北朝，继续发扬周代玉器殓葬功用，出现大量新的生活用器，拓展和强调了玉器的实用性，加快世俗化的步伐，使得玉器从天使到人间，直接开启玉器实用性大潮。

（四）典型性

就中国玉器发展的纵向而言，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人对玉器高度重视，形成新石器晚期、殷商盛世以及春秋战国三个玉文化发展高峰，汉代统一帝国的建立，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基础上，造就玉器发展最为辉煌的黄金时代，与全国各地汉墓出土玉器情况横向比较，徐州地区的汉代玉器无疑是全国最好，数量最多，种类最全，一些器物出现时代最早，领先于全国各地，一些玉器是孤品，迄今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发现第二件，有相同器物的则以徐州地区的质量最好，因此徐州地区汉代玉器是代表汉代最高水平，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又一座高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徐州地区陆续发现发掘一系列大中小型各式墓葬千余座，出土各类随葬器物数万件，依托这些资源，建立了徐州汉文化景区、龟山汉墓、徐州博物馆、汉画像石艺术馆等多处汉文化景点，徐州两汉文化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力，“吴韵汉风” 逐渐成为江苏文化代表，“两汉文化看徐州”已成为业内共识，一些学者将徐州汉墓、汉兵马俑、汉画像石称为汉代三绝，然而这忽略了徐州汉代玉器的价值。事实上，所谓汉代三绝说法值得商榷，姑且不论汉兵马俑、汉画像石两者均出自汉墓，三者是包含而非并列关系，仅就徐州汉墓而言，诚然数量众多，规模庞大，但是全国发现类似墓葬较多，如河北满城汉墓[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曲阜九龙山鲁王墓[山东省博物馆: 《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 年第5 期。]和河南永城梁王墓[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尤其是保安山二号墓，规模远远大于徐州诸王陵；汉兵马俑在全国也发现较多，在陕西阳陵[ 马永嬴、王保平：《走进汉阳陵》，文物出版社，2001年。]、咸阳杨家湾等地[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咸阳市博物馆：《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文物》1966年第3期。]，均发现汉代兵马俑；汉画像石在全国有4个集中地区，分别是河南南阳、四川、山西和鲁南苏北，徐州汉画像石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且数量不如南阳，精美程度不如鲁南的武氏祠画像。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徐州汉墓、汉兵马俑、汉画像石并不具有唯一性，且品质并非最高水平。然而，徐州地区出土的汉代玉器数量众多，规格之高，远远不是国内其他地方能够比拟，狮子山楚王陵一座墓出土玉器200余件，在徐州地区发现的千余座汉墓中，累计出土玉器已经达到1000余件，各种形制和用途玉器均有发现，几乎涵盖汉代出土玉器的各个方面。相反，与全国各地发现的诸侯王墓相比，湖南长沙王属异姓王，随葬玉器少，满城汉墓玉器质量偏低，河南梁王和山东鲁王墓被盗严重，出土玉器数量极少，广东南越王墓保存完整，出土玉器数量较多，但是玉器的材质整体上稍差，目前徐州博物馆是汉玉收藏数量最多的博物馆，拥有全国唯一的汉玉展厅，所展出的汉玉种类繁多，质量精美，观者无不赞叹，即使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大博物馆里也看不到如此众多的汉代玉器，到徐州博物馆参观，玉器厅已成为必看的展厅，一些外地客人哪怕只有十分钟时间，也要观摩一下徐州汉玉，徐州博物馆的玉器、宝鸡博物馆的青铜器和荆州博物馆的漆器已成为国内文博届公认的三大特色博物馆。近年来的徐州博物馆的对外文物交流展览也多是以玉器为主体，2016年在纽约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楚王梦：玉衣与永生——徐州博物馆汉代珍藏展》，展出的106件文物，其中玉器数量最多，几乎就是一个中国古代汉玉的专题展[海蔚蓝主编：《楚王墓：玉衣与永生：徐州博物馆汉代珍藏》，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年。]；同年在北京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中华文明之旅系列展览《龙飞凤舞——徐州汉代楚王墓出土玉器》，展出汉代玉器精品89组120件[北京艺术博物馆、徐州博物馆：《龙飞凤舞——徐州汉代楚王墓出土玉器》，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6年。]；一些博物馆举办展览，经常借用徐州博物馆的玉衣、玉棺，所到国家和地区均引起广泛关注；2017年“汉风杯”全国玉雕大赛在徐州举办，在来徐专家和选手中广泛流传一个热帖：“一个三线城市的博物馆，却成为玉雕人朝拜的圣地”，对徐州博物馆馆藏玉器的推崇可见一斑。徐州以玉器为代表的汉代文物早已名闻天下，但是当前学界和旅游届对此显然缺乏应有的认识，对徐州地区的玉文化开发利用严重不足，有必要对徐州地区汉代玉器重新认识和定位，尤其下大力气推动徐州出土汉玉整理研究工作，出版关于徐州汉玉的图录和研究文章，将徐州汉玉之美向世人介绍，这应该是每个从业者的责任。

三、徐州汉玉的历史价值

徐州汉玉学术价值重大，种类繁多的玉器以考古发掘出土为主，具有明确的时代和出土地点，能够为墓葬排序断代，以及传世汉玉鉴定真伪提供借鉴，对于汉代楚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楚国历史记载简略，手工业发展状况更是一无所知，但是大量汉代玉器出土，表明西汉楚国存在发达的治玉手工业。目前徐州地区大中小型汉墓多有玉器发现，其中以狮子山和北洞山楚王墓为多，种类之多、数量之盛的徐州汉玉承载大量信息，极大丰富了对汉代楚国制玉业的认识。玉器的加工制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玉衣玉棺等大型玉器，从玉料的开采运输，到玉器开料打磨，涉及多个环节，需要多个部门协作，虽然目前徐州地区的制玉作坊和制玉工具尚未考古发现，但是徐州出土的玉器成品中，不仅有少数玉器局部保留加工痕迹，重要的是在市区东部白云山、铜山拾屯西汉墓和乔家湖东汉墓都出土了一批玉料、边角料和半成品，墓主人可能是玉人或者他们的亲属[李银德、钱国光：《试论两汉时期彭城的治玉业》，《徐州博物馆三十年纪念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第97页。 ]，明确表明徐州地区有自己的玉器加工业，出土玉器多数系本地玉工制作，制作技术高超。目前徐州已发现玉衣15件，完整的有3件，玉衣形制与国内其它地方也有很大不同，因此这些玉衣应为徐州本地作坊制作，玉衣体量巨大，用玉数量多，据学者研究推测一件玉衣制作需要一名熟练玉工10年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 “金缕玉衣”的清理和复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349页。 ]，多件玉衣发现，说明西汉楚国、彭城国拥有一批技术熟练的工匠，长年累月在楚国的宫廷作坊里的作业，史载东汉楚王刘英在彭城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就是例证[（宋）范晔：《后汉书·礼仪志（下）》，中华书局，1965年，第1429页。]。徐州汉玉的出土，使得我们对汉代楚国手工业发达盛况有明确认识和清晰定位，这是考古出土徐州汉玉的重要历史价值，梁勇先生指出：“（徐州汉玉的发现）为我们研究西汉楚国史，特别是手工业发展史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梁勇：《徐州出土汉代玉器的历史价值》，《光明日报》，2003年4月8日。 ]

其次，徐州出土玉器数量众多，耗费玉料也相应较大，狮子山楚王墓的玉衣，精美程度无与伦比，完全是用上等玉料制作，常规而言，这种玉料多用来制作生活中使用的玉佩饰或其他实用器物，但是狮子山墓主却用来制作明器玉衣，说明玉料来源充足，而徐州本地目前尚未发现玉矿，楚国用玉的玉料来源何处，目前学界有不同认识。过去王恺先生讨论狮子山玉器时指出：“墓主用玉全部系新疆和阗白玉和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出产的碧玉，质地上乘。”[王恺：《浅说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东亚玉器》，1998年。 ]孙机先生也持同样观点，认为所用玉料有新疆和田出产的白玉、玛纳斯河流域出产的碧玉等，质地精纯[孙机：《徐州楚王墓出土文物珍品散记》，中国国家博物馆、徐州博物馆：《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后来谷娴子等学者根据狮子山出土玉衣片样品的微量及稀土元素分析，排除玉料来自新疆玛纳斯、台湾花莲、江苏溧阳小梅岭、辽宁岫岩、四川汶川龙溪和河南栾川的可能，基本确定样品玉料与新疆和田闪石玉相近。借用现代测试手段，确定楚王陵出土金缕玉衣的5个玉片残片和镶玉漆棺的4个玉片残片为透闪石质软玉，玉料来自新疆和田。推测西汉早期新疆和田玉已覆盖楚文化区域，成为宫廷玉料的重要或主流来源[谷娴子等：《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玉器的玉料特征及来源》，北京艺术博物馆、徐州博物馆：《龙飞凤舞——徐州汉代楚王墓出土玉器》，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6年，第181页。 ]。最近又有学者从狮子山出土的玉龙佩、玉璧、玉环、玉珩、玉容器、玉剑具等为主的一组作品考察，指出该批玉器的材料与新疆和田玉有显著差异，却同甘肃闪石玉非常相似，其质地比和田玉更为通透，光洁度高却不够油润，结构略疏松，手头偏轻，内部多“窜”有赭红色浓郁糖斑，且白玉者，色调偏惨白，推测玉料的来源或为马鬃山玉矿[丁哲：《甘肃闪石玉与“玉石之路”》，《大众考古》2017年第2期。 ]。以上学者观点，加深了我们对徐州玉料来源的认识，从徐州出土汉玉的特征来看，玉质温润，结构细密，虽然尚不能确定玉料来源，但是玉质属于新疆和田玉应该没问题，同时其他地方玉料也可能存在，因此可以说徐州玉料来源是多元的，并不限于某一地区。当时楚国的地理位置优势和交通优势，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西方的新疆和田还是甘肃的马鬃山，都能够顺利运达徐州。当然玉料输入最可能的是西域，无论是政治联络还是空间连接上，西安和徐州之间都是无障碍的互通关系，如果玉料能够到达西安，当然徐州也能相应得到玉料的供应。

对于一些学者认为路途遥远，不具备运输条件，丝绸之路尚未开通，质疑徐州汉玉没有新疆和田玉的说法，我们不敢苟同。人类的迁徙和交往自古早已有之，新石器时代晚期各种文化的交流已十分频繁，古代中国人的之间的交流互动超过我们的想象，现在的新疆一度是亚非欧交流的舞台中心，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明与西域和草原文明的交流进一步增强，童恩正先生早年曾指出我国青藏高原东北，有几道山脉连续向东延伸，这就是青海的祁连山脉，宁夏的贺兰山脉，内蒙的阴山山脉，直至辽宁、吉林境内的大兴安岭。尽管这一高地绵延万里，从东北至西南成一半月形环绕着中原大地，但是从新石器时代后期直至铜器时代，活动于这一区域之内的为数众多的民族却留下了若干共同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相似之处是如此的明显，以致难以全部用“偶合”来解释，明确提出在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有一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8年。 ]。事实上，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前，在民间一直有一条商业交往的路线，历史上被称作“玉石之路”，时间远远早于张骞通西域。考古证实，大约在三千多年前新疆一带就有古代先民的采玉、琢玉部落，他们从昆仑山和田一带，由近及远地向东西两翼延伸，把和田玉运到很远的地方，河南殷墟商代妇好墓出土了七百多件玉器，对其中三百件玉器进行分析，大部分都是和田玉，这是开始有和田玉流入中国内地的确凿实物资料，推测很可能在五六千年前就有了"玉石之路"的雏形。《史记·赵世家》明确提到了昆山之玉，“若秦军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西汉）司马迁著：《史记·赵世家》（卷四十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1818页。]另外《吕氏春秋》和《汉书》都有与昆仑玉相关的记载。因此，我们认为虽然精美的玉器出自东方的楚国，但是优质的玉料却是来自遥远的西域，徐州汉墓出土玉器时代在西汉初年，再次以实物证明，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39年）之前，民间的商贸物流一直在进行，可能规模不大，但是从来没有停止。所谓张骞凿空之举，开通“丝绸之路”，只是标志政府之间的正式交往的确立，即由零星的、断续的、小规模的民间交流转变为大规模的、持续的、官民结合的交流[王巍：《汉代之前的丝绸之路》，《东方早报》，2015年12月30日。]，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为重新开发利用"玉石之路"提供可能，商贩们从中原向西域运去大量的丝绸和药材，归来时又带回大量的玉石和当地特产，汉武帝在甘肃驿站设置"玉门关"，玉石到此便是进入国门了，“丝绸之路”从此闻名天下。徐州汉玉的出土，“补充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历史”[梁勇：《徐州出土汉代玉器的历史价值》，《光明日报》，2003年4月8日。 ]，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有学者指出：“如果我们把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那么张骞出使西域并开通丝绸之路，应该是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再次恢复，而不是凿空。”[潘玲：《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之间文化交流的转变》，《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505页。]因此徐州汉玉出土具有重要意义，为丝绸之路研究提供新视野，让我们对于东西交通的历史以及商品流通的时间和方式都需要重新考量。

另外，徐州汉玉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徐州地区出土玉器时代特点明晰，前后演变规律明显，通过墓葬出土玉器的排序，对于墓主断代和墓葬排序组合规律研究具有重要佐证价值。由于玉器是身份和等级的象征，文献对不同等级使用不同玉器有明确记载，因此各种形制的玉器出土，能够初步判定墓主身份等级。尤其一些汉墓出土玉质印章，明确记载墓主姓名，如火山刘和[徐州博物馆：《徐州火山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32——133页。]、黑头山刘慎[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黑头山西汉刘慎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1期。]、翠屏山刘治[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翠屏山西汉刘治墓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9期。]、韩山刘女宰[徐州博物馆：《徐州韩山西汉墓》，《文物》1997年第2期。]等印章，直接确定这些墓主是刘氏宗室的身份，有助于汉墓的分类研究开展。同时，徐州汉玉在证伪上具有标本意义，徐州出土汉玉均是考古发掘品，有明确出土地点和时代，其器型、纹饰、工艺甚至受沁特征是鉴定同类器物真伪的最好参照。

四、徐州汉玉的兴衰背景

从近年考古发掘可以看出，徐州地区汉玉数量众多，西汉初期徐州地区玉器加工制作达到汉代顶峰，玉衣、玉棺等均在汉初首先出现，早期的狮子山和北洞山这两座楚王墓葬出土的玉器质量之高，全国无出其右，原因与汉初楚国生产力高度发达密不可分。

西汉初年，天下初定，楚地是高祖起兵之地，也是自己桑梓老家，高祖尤为重视，特意委派其同父异母弟刘交到楚国为王，刘交作为首位楚王，不负其兄之托，抵达楚地后，采取系列措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对楚国精心治理23年，将战争破坏的家园迅速建设成为东方大国。当时楚国占据天下膏腴之地，经济发达，国力雄厚，西汉楚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全面发展，这一时期成为徐州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刘交是楚国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刘交在立国之初, 息武兴文，广纳文士，以韦孟为太傅，以申公、白生及穆生等当时著名儒家学者作中大夫，参与政事，在政治上建立完善的官僚制度，虽然史书没有记载王国制度建立情况，但是是近年来楚王墓出土的反映王国职官的印章封泥[ 王恺：《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对研究西汉楚国建制及封域的意义》，《文物》1998年第8期；吴荣曾：《从西汉楚国印章封泥看王国中央官职》，中国国家博物馆、徐州博物馆：《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2-27页。]，反映职官名称有宫廷职官、军队职官和地方属官，表明当时楚国有一套完备的职官体系，政治上进入规范良性的发展轨道。经济上刘交享有特权，作为高祖家乡免租费，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得到长足发展，西汉楚国经济社会取得全面发展，在我国沿海经济链中，淮海地区是汉初历史上是最富强的一环。早期海事不发达，沿海尚处于滩涂泥沼之中，而徐州地区由于依靠中原腹地，既有黄淮平原的地缘优势，又有刘邦故里的人和之利，靠近发达的中原文化圈，因此汉代徐州成一时之都会，西汉楚国成为东方大国。第二代楚王刘郢（客）长期在朝中任职，担任皇室的宗正，管理整个皇族的事务，当第一代楚王刘交去世后，在太子刘辟非早卒的情况下，文帝做主将刘郢（客）任命为第二代楚王，他将自己在朝里学到的好的经验和做法，运用到楚国的治理上，楚国继续向前发展，可惜在位时间不长，四年后传位于其子刘戊，刘戊又统治楚国21年，虽然刘戊个人品德有瑕疵，但是在国家治理上还是正确轨道上运行，直到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打破楚国发展进程，楚国被削东海、薛郡，仅余彭城1郡7县，楚国从此开始由盛转弱，尤其是武帝时期实行“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等政策，诸侯王国受到进一步分化打击，其政治经济影响力日益缩小，以致“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东汉）班固：《汉书·诸侯王表》（卷十四），中华书局，1962年，第395页。]如此政治背景下，楚国从此一蹶不振。因此，从公元前201年刘交始封，至公元前154年“七国之乱”，这48年近半个世纪成为楚国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最终导致玉器发展高峰在汉初出现。

东汉时期，徐州地区先后分封楚国、彭城国和下邳国三个诸侯方国，楚国发生骇人听闻的“楚狱”一案，国王刘英自杀，楚国国除；后章帝遗封其异母弟刘恭为彭城王，传五代刘袛至曹魏受禅被贬为侯；这三个诸侯方国持续时间或长或短，封国或大或小，但是诸侯权限很小，与汉初有很大不同，加之东汉以降，在丧葬领域已经形成完善等级制度，各个诸侯方国只要遵照执行，不得僭越，此时代徐州地区的玉器与全国无异，土山彭城王后和河北东汉墓出土的玉衣形制几乎相同，丧失创新的冲动，再也没有西汉初期的创新性和典型性，汉代徐州用玉制度和加工工艺不可避免走向衰落。

综上所述，徐州汉玉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地域风格，西汉早期楚国玉器制作发达，有自己专门的手工作坊，大型玉器制作技术成熟，小型玉器雕作精致，突出表现礼器数量减少，葬玉数量众多，继承与创新并重，承袭楚、鲁的艺术风格，具有创新特点的玉器如玉衣、玉面罩、玉枕、玉握等大量出现。进入西汉中晚期，王国政治地位衰落，经济实力不济，汉代大一统制度建立，王国运行制度规范，地方特点逐步消失，徐州地区在玉器制作和随葬特点与全国发展面貌整体趋同。这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对徐州汉玉的初步认识，当然关于徐州汉玉的学术空白太多，诸如对其艺术风格、造型特点、加工工艺以及沁蚀风化机理研究还未涉及，需要以后进一步加强研究。

作者：刘照建 徐州市两汉文化研究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