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什么是真正的朋友？不是那种只会在你春风得意的时候，来锦上添花的人；而是在你遭受打击挫折时，还能不远千里来陪伴，雪中送炭的人。道潜就是苏轼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方外朋友。

苏轼生活的北宋时代，佛教禅宗的云门、临济非常兴盛，而禅风却由以前所主张的“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转变为“阐扬禅机”、“谈玄说妙”、“不离文字”的“文字禅”。佛教由出世转向入世，佛教思想、文化与儒家思想、文化互相融汇、渗透，居士佛教大兴，禅师们与士大夫、文人交往十分密切。苏轼出仕后遍游佛寺，结交高僧，参禅论道，时相往来，给他的思想、生活、创作带来了许多助益。佛门中，苏轼最为人熟识的朋友，就是以诙谐著称的佛印和尚了，两人之间的交往，在诸种传说的推波助澜下，成为经久不衰的谈资。但在他诗文里面最常提到的僧人是道潜，多达一百多次。‟道潜”是苏轼为他取的法名，他原法名为‟昙潜”。

道潜（1043-1106年）,俗姓何，字参寥，是个僧人，大觉怀琏的弟子，元祐八年（1093）哲宗赐号妙总大师，於潜（今属浙江杭州市临安区）浮村人。苏轼的铁粉，北宋最狂热追星族,苏轼贬到哪？他就跟到哪？追随半生不离不弃，结果被开除僧籍,被勒令还俗！道潜天生就有做和尚的潜质，史称其“幼不茹荤”，从小就不沾荤腥，“以童子诵《法华经》”，遂剃度为僧。尽管上天没有给道潜一个快乐的童年，但是却在才华的方面给了道潜补偿，不仅仅是中土佛教经典，哪怕是天竺梵文的佛教经典，对于道潜来说那都是小菜一碟。

道潜虽然身入佛门，其才华并未遁空，内外典无所不读，能文章，尤喜诗，因而，在北宋诗坛也小有诗名，号称“北宋第一诗僧”。今存《参寥子诗集》十二卷，内容涉及山水行旅、田园闲居、时序咏物、赠答唱和等。道潜的诗如其人，道潜的人如其诗。他的诗歌是诗人佛教信仰的一种审美升华。他没有拜过佛门高僧为师，也没有在佛教史上开宗立派；虽然一生几度受刑还俗，很长时间背上一个“非法僧人”的罪名，但是却一直真心信佛，坚守戒律，即使是酒席上也只喝枣子茶。正是这种真心、执著的佛教信仰，才使他的诗歌展露出“逼真”的特色，无论为僧还是还俗，始终保持着一种艺术的风格。道潜是一位僧人，但在禅宗史上却并不那么有名，相反，而在文学史上，他却以“诗僧”的名义而彰显。由此，禅宗史上少一位高僧道潜并非觉得损失，因为文学史上因之多了一位有情有义有文才的“诗僧”，这才是一种幸运。

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是因为读到道潜一首《临平道中》这首诗赞叹不已，结为神交：

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

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

道潜作这首诗时，还未与苏轼结识。当时，他正在浙江省境内的临平山道中游玩，面对初夏清新宜人的景色，他随口吟了一首诗，就是这首《临平道中》。后来，宋王室的曹夫人就根据他的这首诗画了一幅《临平藕花图》，一时间被很多人传看。于是，他的这首诗也不胫而走，备受世人推崇。当时，苏轼见了此诗后，十分欣赏，把它刻到了石头上。真真是“未见其人，先闻其诗”。

熙宁十年（1077）至元丰二年（1079）苏轼任徐州知州，道潜禅师从杭州徒步700多公里，到徐州拜访苏轼，这是他们第一次会面，并在徐州停留三个月。《访彭门太守苏子瞻学士》“彭门千里不惮远，秋风匹马吾能征”，表达了他对苏轼的仰慕和自己求见的意思。苏轼作《次韵僧潜见赠》，其中有“道人胸中水镜清，万象起灭无逃形。独依古寺种秋菊，要伴骚人餐落英”。他们一起共游戏马台、百步洪等名胜，诗歌唱和。道潜返回杭州，苏轼以《送参寥师》赠别。

在徐州，还发生了一件苏轼故意捉弄道潜的轶事，这无损于苏轼的德行与他们的友谊，而让我们更见识诗人的烂漫可爱，他从来不是板着脸的官僚，而是幽默，有情趣好玩的诗人。轶事大概是说，东坡酒宴群僚，道潜是僧人，当然不能肆意尽饮，东坡正喝的高兴，说“参寥不兴此集，然不可不恼也”，遂遣官妓马盼盼拿着纸笔，香艳妩媚，妖娆袅袅靠上道潜和尚求诗，道潜也不含糊，随即口占一绝云：底事东山窈窕娘，不将幽梦嘱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苏轼一听，喜极而赞：“我尝见柳絮落泥中，私谓可以入诗，偶未曾收拾，遂为此人所先，可惜也。”。满座宾客听后大惊，一起称叹他的诗才超群，自此道潜诗名名闻四海。

徐州诗词酬和，他们频频灵感激发，志趣情怀碰撞。从各自的人生里开始汲取营养互补，尤其是苏轼，冠盖京华后，渐成文坛盟主。俯下身子，将胸襟贴靠山河大地，从佛、道与人间烟火里涅槃，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岁月，还要等到黄州，自此，苏轼往矣，东坡生。

元丰二年（1079），苏轼由徐州改知湖州。苏轼赴任途中遇道潜、秦观于高邮，且惊且喜，于是共游山水，诗词酬答。将苏轼送到湖州，道潜才返回杭州。将到湖州时，苏轼写有一首《次韵答参寥》，对道潜赞赏不已，并对他们一路的活动加以描述：“我有方外客，颜如琼之英。十年尘土窟，一寸冰雪清。朅来从我游，坦率见真情。顾我无足恋，恋此山水青。新诗如弹丸，脱手不暂停。昨日放鱼回，衣襟满浮萍。今日扁舟去，白酒载乌程。山头见月出，江路闻鼍鸣。莫作孺子歌，沧浪濯吾缨。吾诗自堪唱，相子棹歌声。” 然而，苏轼的这次湖州之旅，却成为他人生中的致命逆转——在湖州任上才三个月，苏轼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死里逃生的苏轼到了黄州后，开始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于是便开始研读佛经，游览道观。苏轼刚到黄州时，在亲朋旧友都急于与苏轼撇清关系的情况下，道潜写信慰问他，让苏轼颇为感激。他在回信中说：“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故宜尔。而释、老数公，乃复千里致问，情义之厚，有加于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

元丰六年（1083年）三月，道潜不远千里前往黄州看望苏轼，故友相见悲喜交加。苏东坡将其安排在雪堂，与从四川前来看望他的巣谷住在一起。他们一起游历黄州山水，唱和诗文，舒畅快活。次年三月三，苏东坡带着道潜、徐得之等人一起最后赏了定慧院后山上的那株海棠。道潜陪苏轼在谪居的地方居留了一年多，苏轼非常感念这种无关境遇起落，始终如一的纯粹情谊，他感慨道：”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故宜尔。而释、老诸公，乃复千里致问，情义之厚，有加于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在一年多的岁月里，他们谈禅论诗，互相启迪，投契日深。居黄州期间，道潜与苏轼相互唱合，留下不少佳作，比如他的《东园》：“曲渚回塘孰与期，杖藜终日自忘机。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后两句最为苏轼称道。诗人以动衬静，若有若无的机杼声，仿佛来自峰峦叠嶂的深幽之处，更编织出山林里无限的生机。以动衬静，那若隐若闻的机杼声，传自蓊郁青苍的深山幽处，织出林间无限的生机。

相聚的快乐时光总是短暂的，苏轼接到调移汝州团里副使的一纸诏令。眼见分别在期，道潜留别苏轼一首《留别雪堂呈子瞻》：

策杖南来寄雪堂，眼看花絮又风光。

主人今是天涯客，明日孤帆下渺茫。

苏东坡以《和参寥》为题，次韵小诗一首：

芥舟只合在坳堂，纸帐心期老孟光。

不道山人今忽去，晓猿啼处月茫茫。

惆怅满怀的道潜与茫然的苏东坡都希望这种的相聚的日子再久一些。于是，他决定陪着苏东坡到江西筠州看望自己的弟弟。苏东坡与道潜同游庐山数日，虽然只写了三首游庐山诗，但其中一首《题西林壁》成为能与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相媲美的最好的庐山诗。

元祐四年（1089年），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领军浙西并兼任杭州太守。此时，道潜卜居智果寺为主持。一次，寒食节那天，苏东坡去拜访他，只见智果寺下面有一泉水从石缝间汩汩流出，泉水清澈甘冽，道潜便撷新茶，钻火煮泉，招待苏东坡。这时，杭州城及周围地区的风光旖旎处，总有二人结伴相随的身影。

元祐六年（1091年），苏东坡又受到朝廷的重用，返归京都。临行前，他写下《八声甘州》，这既是对友人道潜的辞别，又是对杭州的辞别：“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记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苏轼自杭调京不久，却又又因为政见不合，调往颍州任知州。次年二月改任扬州知州，再一年九月，又改任定州知州。三年三徙，道潜仍是一路追随。

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章惇拜相，他先拿昔日的好友苏轼开刀，是被贬到广东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个人。苏轼在惠州期间，道潜不忘自己的好友，经常派人给他送礼品、药品、书信来探望。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贬谪海南儋州，道潜派一个沙弥到海南岛去看他，带有一封信和礼品，并说要亲身去看他。苏轼在《与参寥子书》的回信中说：“某启。专人远来，辱手书，并示近诗，如获一笑之乐，数日慰喜忘味也。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口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语之，余人不足与道也。未会合间，千万为道自爱。”

“未会合间，千万为道自爱。”即希望两人不见面的时候，各自珍重，多么知心的一对老友。苏轼觉得自己都可能有去无回，死活不同意他来，作书劝止道潜才作罢。道潜虽然人未到海南，心却一直随着苏轼流浪。因为他在诗中太过维护苏轼，因而得罪了当政者。道潜因而受牵连被治罪，开除僧籍，勒令还俗，谪居山东兖州。

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66岁。道潜在遥远的兖州写下了«东坡先生挽词»，静静地悼念这位知己。

造物周千载，真材得豫章。

经纶等伊吕，辞学过班杨。

德厚倾蛮貊，名高震虏羌。

数奇终不偶，难与问苍苍。

‟博学前无古，雄文冠两京，笔头千字落，词力九河倾！这是我心中的苏轼。”道潜说。

建中靖国初年（1101年），道潜得赦，奉诏还回到杭州，并被赐号妙总大师。崇宁三年(1106年)，道潜归老于江湖，最终追随苏轼而去。苏轼依旧，道潜不变，梵钟常响！

道潜与苏轼的友谊从徐州开始,成熟于黄州、杭州,高潮在岭南。在苏轼贬谪、流放时期,道潜与苏轼交往最为频繁,其方式包括诗歌唱和、谈佛说理、生活旅游。性格投契是其交往的基础,道义相助是其核心。在他们二十余年的交往中，体现了世外高人超凡脱俗、不计利害得失的特点。在苏轼得志之时，往往避而远之；在苏轼失意遭人冷落之时，却不远千里，多方致意；甚至为了真诚的友谊，他敢于置危险于脑后，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生活上的。这种态度与情意，令苏轼深为感动。道潜尊苏轼为师长，既有文学上的含义，也有道德人生上的含义。

苏轼的一生，僧人朋友在苏轼的生命旅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既有贬谪时的不离不弃、患难与共；有诗、画切磋中的惺惺相惜；也有日常生活中的幽默诙谐。人生浮沉，苏轼从佛法中找到精神支撑与寄托，始终保持内心的平衡和自守，在他的坎坷人生中，正是有了道潜这些僧人朋友的相知、相伴，使得苏轼的性情更为乐观、豁达。